第三章 岁月蹉跎 15、怅然若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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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东州后,在《东州日报》上看到一个大消息,市政府要搬迁到黑水河南岸。据报纸介绍,这一壮举是几位人大代表联名提议的,目的是要把黑水河南岸开发成像上海浦东那样的开发区,市政府南迁可以起到开发带动作用。

前几年,黑水河发生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,为保东州炸了黑水河南岸的大堤,结果南岸乡镇一片汪洋,老百姓的房子淹的只露出一个房顶,有的连房顶都看不见了。

省委书记陆清坐在直升机里,面对被洪水淹没的乡镇痛哭,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省委书记面对老百姓受灾而流下伤心的眼泪,从那时起,我对陆清的印象就一直不错。陆清在我心里算得上是一位政治家。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政治家。

那次大洪水,我和张国昌在一线指挥抗洪,整整三十天没有回家,日夜吃住在大坝上,大灾大难可以净化人的灵魂,升华人的精神,那时的张国昌是可爱的,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好官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些年一到雨季大江大河就要抗洪,那些百年不遇的大堤是怎么修的?市政府果真迁至黑水河南岸,相信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开发一定会出现一座新城,我不知道到那时候再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是炸南岸,还是炸北岸?

黑水河南岸是一望无垠的良田,在那儿建一个所谓的东州的“浦东”,不知要毁掉多少良田。中国的良田不是太多了,而是太少了。

东州是个老工业基地,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改造老工业基地上,让老工业区成为东州的“浦东”,而非要糟蹋良田沃土,这是不是决策者的政绩心理在作怪,仍然没有摆脱政绩工程、大项目工程、形象工程的怪圈呢?

针对薛元清的好大喜功,市委书记魏正隆非常忧郁,他反思一个道理,为什么东州专出搞大项目的干部,李国藩如此,薛元清也是如此。

为了弥补薛元清的不足,魏正隆亲自抓老百姓关心的一些问题,下岗职工关心的一些事情。他心里有本账:这些年东州标准化街路越来越多,但有些小街小巷依然难行;大马路越来越宽,但低洼地区雨后内涝却十分严重;高档的住宅小区越来越漂亮,但仍有少数居民窝居在棚户区内。

东州的生态环境略有好转,那是用大批下岗职工换来的,东州老百姓不仅日子过得苦,心里的苦就更多了。

魏正隆在视察小巷工程和棚户区综合整治工程时,激动地指出:“老百姓身边无小事,从现在起我们要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棚户区和积水点的改造工程,同时要大力拓展就业渠道,着力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。”

记得那次大洪水,魏书记亲临一线指挥,他九十岁高龄的老父亲感冒住院打吊针,魏书记抽空去看老父亲,老父亲却说,水火无情,然后把魏正隆赶向大堤。不料,由于无人看护,老父亲输入利尿药物过多导致肾衰竭。弥留之际,魏书记赶到医院,老父亲却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,他老人家走了。魏书记把老父亲送到太平间,又回到抗洪第一线,直到洪水退去才出殡。

这件事东州老百姓都知道,他们忘不了当大洪水淹没家园时,是市委书记魏正隆与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。

市委书记魏正隆原则上不同意市政府搬迁,因为东州市的当务之急是安置大批的下岗职工,让这些人有饭吃,得了病也能治。

可是议案是人大代表提出来的,必须要走民主程序。不过,林大勇告诉我,市政府南迁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,我听了以后目瞪口呆。

林大勇说,薛元清之所以同意市政府南迁是由于有人提出,市政府的风水不好,连续死过两任市长,一任是李国藩的前任,在美国考察时死于车祸,因为有一位漂亮的女局长随同,而且一起遇难,还传出了许多偷情的绯闻;另一任就是李国藩,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死缓,最终死于肝癌。

薛元清听后大惊,自己会不会是第三位?他让冯皓暗中操作,特意从西州找了一位大师。大师秘密地考察了东州市的地理地貌,认定黑水河南岸是风水宝地,而且有利于薛市长的仕途发展。薛市长听后下决心南迁市政府。为此,他暗中做了一些人大代表的工作,并多次请市人大主任康明建吃饭,才有了这份建议市政府南迁的议案。

很多冠冕堂皇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荒唐的理由,正如孟德斯鸠所言: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,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。”薛元清也不例外。

我记得李国藩经常说:“否定才能有权威。”市委在讨论干部的提拔和调动的时候,李国藩经常使用否决权。他不同意的人基本上不能动。在全市一些需要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重大活动中,经常是市委书记魏正隆和其他领导等他。有时候李国藩故意迟到,他不到,会不能开,以此在干部群众中显示自己的中心地位。在新闻报道上,版面的主次、篇幅的长短,李国藩都要与魏正隆相比,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大发雷霆。

我的许多同事告诉我,薛元清与李国藩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之所以评价薛元清是因为他比李国藩更小家子气。他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,望见耸立在市府广场上金光闪闪的凤凰翼雕塑,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凤凰翼是李国藩在任时费尽心机设置的东州市标志性雕塑,东州市民看见这尊雕塑自然会想起李国藩,市民们每晚都围在凤凰翼周围扭大秧歌。人们一看见凤凰翼,就会想起李国藩。这是薛元清所不能容忍的。

冯皓最了解薛市长的心思,他向薛市长建议:“市长,是不是把凤凰翼搬走?”

薛元清很喜欢冯皓这一点,聪明透顶,理解领导意图就是快。但是为什么搬走?要找个合适的理由。凤凰翼在东州太敏感了,老百姓已经接受了这一雕塑。凤凰翼几乎成了东州市的代名词。这也是薛元清最头疼的事。

每次在一起吃饭,林大勇对我讲这些事情都是一脸的无奈。他怅然若失地说:“李国藩、张国昌不腐败该多好,那时候干工作就是气儿顺。”

我心里也在想,为什么林大勇还怀念过去气儿顺的光景,那时候他只是个处长,而现在是办公厅副主任了。

“这茬领导来了拿机关干部不当人。经常半夜开会研究工作,连轴转,从来没有节假日。薛市长有个坏毛病,张口就骂人,搞得借‘李张大案’之机新上来的年轻干部纷纷效仿,上级骂下级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”林大勇气愤地说。

看见林大勇的苦恼,同情之余庆幸自己成了自由之身。有了自由就可以天高任鸟飞,有了自由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

“雷默,光闲着也不是个事,先给别人打打工吧。”林大勇一直在为我工作的事操心。“我现在的身份不明不白,谁敢用我?”我无奈地说。

“我有个朋友,是个大老板,但很低调,缺个副总经理,我已经跟他打了招呼,你去试试吧。”

“他姓什么?”我警觉地问。

“姓杨,叫杨同。”林大勇认真地说。

“我以前听说过,但不认识。”我迟疑地说。

东州市的民营企业家早就有三“杨”开泰之说,三“杨”中的头两“杨”是家喻户晓的,一个是黑老大杨四,已经被判死刑,正在上诉;另一个是儒商杨儒斌,因行贿被抓尚无说法。第三个姓杨的指的就是杨同,据说是清江省建行行长的干儿子,靠贷款起家,资产超过了十亿元。我是不屑于这样的背景的。

黑老大杨四是靠走私而暴富的,与李国藩称兄道弟,他的赃车没有地方销售,李国藩就指令各委办局购买。李国藩去美国,杨四先行开道安排。

有一次,杨四酒后滋事,打了酒店保安,被派出所抓了起来,李国藩不仅打电话给公安局局长,要求放人,还要求对派出所所长和酒店保安人员进行严厉查处。杨四不发都不行,黑势力不大才怪呢。

再说儒商杨儒斌是典型的海归派,是个留洋的博士,我是朋友聚会时,在饭桌上认识杨儒斌的。后来他多次找我,想通过我认识张国昌。

我请张国昌和杨儒斌吃了顿饭,两个人就算认识了。我牵线搭桥之后,两个人的关系急剧升温。在滨海市海天白云大酒店,张国昌过生日时,杨儒斌送给张国昌和孟丽华一对“伯爵”牌情侣表,价值三十多万元,说是表示对张国昌和孟丽华二十年婚姻的敬意。